寫程式被 AI 接管後，工程師剩什麼 — Boris Cherny 的預言與台灣的職涯壓力

二○二五年十一月，Boris Cherny 寫下了他最後一行程式碼。

不是退休，不是轉行，不是被裁員。是因為從那一刻起，Claude Code 接管了他工作裡所有的程式碼輸出。現在，他每天 merge 10 到 30 個 pull request，全部由 AI 撰寫，他只負責審閱和判斷方向。

Cherny 是 Anthropic 的工程主管，也是 Claude Code 的創建者——這個身分有點諷刺：建造了 AI 取代自己寫程式的工具的人，現在再也不用親自寫程式了。

二○二六年二月，他在 Platformer 的專訪中說了這句話：

「我認為，軟體工程師這個職稱，正在開始消失。每個人都會是產品經理，每個人都在用 AI 建東西。新的頭銜，叫 builder。」

同一個月，PTT Soft_Job 爆出了一篇文：「軟體工程師這條路，是不是走到盡頭了？」

兩個問題，問的是同一件事。但它們來自兩個完全不同的位置——一個站在工具的創造端，一個站在市場的現實端。

「消失」不是「失業」的同義詞

PTT 和 Dcard 上最常見的誤讀，是把 Cherny 的預言直接讀成「工程師要失業了」。這個理解是錯的，但它折射出一個更深層的焦慮。

Cherny 說的「消失」，是職稱的消失，不是人的消失。他給出的例子來自 Claude Code 自己的團隊：PM、工程主管、設計師、財務人員、資料科學家——這些人全都在寫程式，只是用 AI 寫。與此同時，傳統上「不寫程式」的職位，現在也都在建東西了。

職稱的邊界正在消融，不是因為某個職位消失了，而是因為寫程式這件事的門檻低到不足以定義一個職業了。

他用了一個詞：coding is solved（寫程式這件事被解決了）。不是說所有軟體問題都被解決，而是說「能產生程式碼」這件事，不再是稀缺能力。

類比是有意義的：以前「打字員」是一個職業，因為打字是稀缺技能。現在每個辦公室員工都會打字，但「打字員」這個職稱消失了——不是打字不重要，而是它不再值得獨立定價。

Cherny 的預言是：寫程式，正在走向同樣的命運。

已經發生的事

這不只是矽谷的思想實驗，部分轉變已經寫進了財報和裁員公告。

Morgan Stanley 在 2025 年裁員約 2,500 人，其中部分職位明確被 AI 取代。Goldman Sachs 改變了多年的年底裁員結構，從「年度一次大刀」改為「全年持續性滾動裁撤」，CEO David Solomon 直接點名 AI 是核心生產力驅動引擎。Bloomberg Intelligence 調查 93 家主要銀行的 CTO，估計 3 到 5 年內金融業最多 20 萬個職位面臨 AI 風險——而這個估算裡，最早、最確定被吃掉的，是初級職位。

「最主要的影響，是初級職位的招募減少，而不是資深工程師被裁掉。」這個描述，和台灣論壇的情緒吻合得讓人不舒服。

Dcard 的新鮮人求職文，2025 年開始大量出現「投了五十間才有五個面試」。PTT Soft_Job 上，資深工程師的討論從「跳槽加薪」轉向「被裁後怎麼接受薪水倒退」。這不是單純的景氣循環，是入行門檻升高、初階職位消失 的結構性訊號。

台灣放大了什麼

台灣工程師的處境，有三個特有的放大因子，讓這個轉型比矽谷更痛。

第一：薪資基準低，緩衝空間也小。 台灣前端工程師月薪天花板約 NT$15 萬，後端約 NT$20 萬。論壇上有工程師反映，這個數字比兩年前還少了 NT$10 到 20 萬年薪——台灣工程師本來薪資就不如美國，轉型期的緩衝空間自然薄很多。美國工程師從年薪 $200K 掉到 $150K 還是高薪，台灣工程師從 NT$200 萬掉到 NT$150 萬，生活壓力的意義完全不同。

第二：台灣的「AI 工程師」職缺，多數是換湯不換藥。 Dcard 上被反覆提起：很多 JD（職缺描述）寫著「AI Engineer」或「LLM Engineer」，但面試問的還是傳統後端邏輯、資料庫設計，薪資也沒有相應提升。能真正接觸前沿 AI 工程的職位，幾乎全集中在美國幾家大公司。台灣本地 AI 工作，研究所畢業生的感受是「做的很表面，薪水摸不到 NT$100 萬年薪」。

第三：CS 學歷的護城河，在快速縮窄。 台灣每年有數萬名資訊相關科系畢業生，用 4 到 6 年建立的技術競爭優勢，在「任何人都能用 AI 生成程式碼」的情境下，貶值速度正在加快。Dcard 上一篇獲得大量共鳴的文寫道：「讀了 16 年書，沒想到知識的保護壁壘在兩年內就消失了。」

「需要懂底層原理」——這個反例有保存期限

Cherny 在訪談裡留了一個誠實的補語：「現在，工程師還是需要理解核心技術原理。」

然後他接著說：「但再過一兩年，這件事可能就不重要了。」

這兩句話放在一起，是這整場討論裡最值得認真對待的地方。資深工程師的反駁是有道理的——AI 生成的程式碼在複雜系統設計、安全邊界、邊緣案例處理上，仍然需要有人能看懂、判斷、除錯。光會「指揮 AI」卻不懂底層，遲早出問題。

這個反例短期內成立。但它有保存期限。

計算機出現後，手算能力在一段時間內仍然有用——最終，「能心算大數字」不再是商業競爭力。問題從來不是底層知識「有沒有價值」，而是它的稀缺性是否仍能換算成薪資溢價。當 AI 讓基礎工程能力越來越不稀缺，「懂底層」的市場溢價，會持續被壓縮。

我的判斷：預言方向對，但台灣還有一段距離要走

Boris Cherny 的預言，我認為方向是對的，時間軸在矽谷可能是兩年，在台灣可能是四到六年。不是因為 AI 不夠強，而是因為台灣的科技公司文化、職缺定義方式、薪資結構，都有各自的慣性。

但有一件事已經確定：最快被取代的，是把自己定義為程式碼生產者的工程師。

台灣 PTT 和 Dcard 上最焦慮的，往往是卡在中間的人：技術夠用但不頂尖，業務理解普通但不差，沒有強烈的上下游協作能力。這批人是這波轉型中最需要認真想清楚自己定位的——但他們也面對薪資緩衝空間最薄的現實。

對這些人，我的建議不是「快去學 AI 工具」（這是必要條件，但不是充分條件），而是更根本的一個問題：把 AI 寫程式的能力加進去之後，你能做什麼、解決什麼問題、在什麼業務裡有價值？ 這個答案，才是「builder」這個頭銜的實際內容。

問題還沒有答案

Cherny 說的「builder」，聽起來很美：兼具設計感、商業直覺、技術協調和使用者同理心。但這個描述，是從 Anthropic 內部視角看到的未來。

台灣有多少公司，準備好用「builder 的標準」來評估和給薪一個沒有傳統工程師頭銜的人？

有多少 HR 系統，能處理一個「不寫程式但用 AI 把產品建出來的人」的職等和薪資帶？

這段距離還沒有被跨越。Cherny 的預言要落地到台灣的職缺和薪資結構，需要的不只是 AI 繼續進化——還需要台灣的組織和招募文化，願意跟上這個速度。

那個問題，比「軟體工程師的職稱會不會消失」更難回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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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Platformer（Boris Cherny 專訪）、Lenny’s Podcast（Feb 2026）、Futurism、PTT Soft_Job、Dcard 軟體工程師版 / 科技業版、Bloomberg Intelligence、Morgan Stanley / Goldman Sachs 財報